? 李俠:對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礎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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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俠:對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礎的考察

                               對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礎的考察
              
                                                    李  俠

                                  (復旦大學哲學系, 上海:200433)

        摘要:文章對理性在科技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指出人類的理性存在諸多局限性,因而以理性為基礎的政策制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失與局限,進而批評了目前在政策制定中普遍存在的理性建構主義的主張,認為只有正確認識人類的理性才能在當前的形勢下制定出符合實際的科技政策。

       關鍵詞:科技政策;理性;局限。
       中圖分類號:G301  文獻標識碼:A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的今天,科技政策的作用也越發顯得重要,因為全球化導致一種更加開放的環境,科技運行的風險與機會都顯著地增加了,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也為政策的制定增加了難度,因為以往的政策制定的空間相對來說是一種封閉的和有限的,而現在科技政策的制定面臨諸多時空不確定性的因素。因而,在新的形勢下考察以往政策制定的元理論的缺失與局限,在這個時刻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從基礎上重新認識人類理性,即使有了最新的技術手段,仍不能保證我們的政策的制定能夠達到滿意的效果。而且,這個工作歷來是在政策制定中被人有意或無意忽視的薄弱環節,鑒于此,我們要作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審查與厘清人類的理性在制定政策中作用。    

         一 對政策制定中的人類理性的考察
         理性一直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主要標志,近代,特別是自十七世紀培根和笛卡爾的學說得到廣泛弘揚以來,這種理性主義的思維模式逐漸成為成功的代名詞,尤其是十九世紀以后,隨著科學時代的來臨,人類利用自己的理性取得了的巨大成功。工業革命的實現,上個世紀之初的科學革命的完成,這一切都無形中增加了人類對自己理性能力的信任,完成了理性主義在人類各個生活領域的主導地位的確立??梢哉f這種思維模式已經成為我們的一種文化習慣,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把這種思維模式滲透到人們的所有行為方式中,并以此為準繩對事物進行權衡和評判,當然包括這里要談的科技政策的制定過程。由于理性主義的思維模式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固定思維方式,因而,對于理性本身的作用倒反而成為了被人們忽視和被遮蔽的領域,當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人類對自身理性缺乏必要的反思,應該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鑒于此,分析理性本身存在的缺失與局限,對于制定正確的科技政策就成為一種有重大意義的元政策問題。那么,我們在充分肯定理性作用的同時,主要注意理性的哪些局限呢?在我們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是與科技政策制定密切相關的,下面我們對這些問題分別進行一些分析。
         1.1 理性的建構主義在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缺失與局限
         理性的建構主義是理性擴張的一種典型表現,這種觀點在西方社會中可謂歷史悠久。它的主要理論旨趣是指:“一切有用的人類制度都是,而且應當是自覺的理性特意設計的產物。這種理論被笛卡爾派理解為幾何學精神(esprit geometrique)——一種從若干確定不移的前提,通過演繹過程達到真理的精神能力?!盵1]在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看來,這種幼稚的理性主義最恰當的稱呼應是理性建構主義(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可以說哈耶克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批判理性主義者,因為在哈耶克看來,人類文明中的許多制度不是人類特意設計的結果,而是經過擴展秩序進化的結果。對于哈耶克而言,這種理性的建構主義導致的后果就是:產生出了現代社會主義、計劃和極權主義。哈耶克的理論基礎是基于人類知識的分立特性,任何人都無法掌握所有的知識,因而全面的計劃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人類是通過模仿來學習成功的經驗的,正是在這種自生自發的擴展秩序的導引下,人類的文明才得以產生與發展。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樣:“這種秩序中的各種結構、傳統、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對各種行為的習慣方式進行選擇中逐漸產生的。這些新的規則得以傳播,并不是因為人們認識到它們更有效,或能夠估計到它會得到擴展,而是因為它們使遵守規則的群體能夠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夠把外人也吸收進來?!盵2]的確,哈耶克在對人類理性的理解上是深刻的,他正確地指出了理性的很多局限與缺失,但是他的許多觀點,也是存在許多問題的。在我們看來任何制度的確都經歷了模仿的自生自發階段,但在這個階段以后不能完全排除人為主動設計的階段,只有這樣理解,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才是可以理解的。就制度而言,尤其存在這種情況,因為任何制度的產生都經歷了一種從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演進的過程,在這個環節上,經過了自生自發到人為設計的階段,體現了人類理性作用的積極的方面。如果完全排除人類理性的作用,那么,任何人類優秀的制度都無法確立和保存下來,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人類依靠理性對那些優秀的非正式制度進行人為的設計與安排,把一種制度確立與固定下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歷史的連續性。
        對于科技政策,我們認為存在同樣的情形,作為國家制度安排的一種形式,同樣經歷了從自生自發階段到人為主動設計的階段,這應該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制定科技政策的大致走向。但是,這種正確的發展路徑,由于人類對理性的盲目崇拜,導致了嚴重的扭曲,這可以從現代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存在嚴重依賴各種政策模型與大量的統計分析中明顯看到。因此,對于這種政策制定中的建構理性主義的模式,需要避免兩種極端的傾向:其一,完全排除理性在科技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徹底否定人類理性的作用;其二,完全依賴于人類的理性,排除任何非理性的選擇,認為只有人類的理性才能真正揭示科技政策的內涵,在此基礎上才能制定出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的科技政策。從科技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來看,第一種觀點顯然過于偏激,有矯枉過正的缺陷,因為在當前的社會語境下,完全排除理性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亞當?斯密早就指出:在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下,任何人都利用自己的理性在市場中追尋利益最大化??萍颊咄瑯芋w現了人類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旨趣。這種觀點的積極之處在于提示我們認真反思人類理性的認知限度,可以說這些思想家的觀點還是很深刻的,正如英國政治學家邁克爾?歐克肖特尖銳指出的那樣:“一切科學,一切藝術,一切實踐活動,都需要某種技藝,實際上無論什么人類活動,都包含知識。一般說來,這知識有兩種,任何實際活動總是包含這兩種知識。第一種知識稱之為技術知識,這種技術知識被制定為規則,它們被,或可以被精心學習、記住,它的主要特征是它可被精確制定,雖然制定它需要特殊技巧和洞見;第二種知識為實踐的知識,因為它只存在于運用中,不是反思的,也不能制定為規則。政治活動中包含的知識既是技術的,又是實踐的。簡言之,沒有什么地方,技術知識能與實踐知識分開,特別是政治活動中。也沒有地方能認為它們彼此同一,能相互代替?!盵3]可以說,邁克爾?歐克肖特關注的是政治活動中實踐知識維度的缺失,只剩下了代表理性主義的技術的知識,這樣的政治活動是不能引導人類走向健康的未來的,而哈耶克的批判則主要針對社會科學實踐中的理性主義的霸權,在他看來,這種理性的濫用將導致通往奴役之路,是人類的一種致命的自負的表現。這種觀點在目前還是少數,支持者不多,但揭示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第二種觀點是當前制定科技政策中的主流觀點,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這種觀點同樣存在很多的缺失與局限,從上面第一種觀點中已經能夠感受到存在的問題,這里不再贅述。
       前面兩種對理性觀的截然相反的觀點,只是從宏觀層面上的論述,那么作為微觀意義上理性本身的狀況又是如何呢?這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理性具有基礎性的作用。 

     

         二 理性的有限性與科技政策制定的內在約束
         在科技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不論支持理性也好,還是反對理性也罷,對于任何一項科技政策的制定都是一種宏觀的論述,那么在微觀的具體的政策制定層面人類的理性作用又存在哪些問題呢?對此,我們認為在理性與具體的科技政策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制約關系:其一,人類理性本身對科技政策的制約;其二,政策本身對理性的約束。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制約關系,因而研究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就成為制定科技政策的關鍵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人類在現實世界中處理具體問題時的理性。由于社會的復雜性,在特定時間和環境下任何人都無法詳細知道每一個復雜事件的所有信息;再加上特定時期人類智力和知識的有限性,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無法對復雜事件做出一個具有確定性的決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事物的本來面貌,這充分說明了人類理性的有限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早已指出:“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的決策者具有“完全理性”即決策者具有全部可供選擇的機會和完整的知識,并且可以完全預料他們所做任何選擇的結果。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中,任何決策和選擇都是在下述條件下做出的:第一,任何決策者都具有明確的目標函數,其決策的目的就是實現效用函數或利潤函數的期望值的最大化;第二,每個決策者對所有可能的選擇對象都有完全的了解和完全的選擇自由;第三,每種選擇結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即決策者面臨的環境因素是確定?!盵4]在西蒙看來,完全理性的假設雖然是相當方便簡潔的假定,但遺憾的是,它同實際的選擇過程不一致。首先,相對上面的第一條來說,決策者不可能對任何一個選擇結果有完全的了解和預見,相反,在現實中它們總是片面、不完全的甚至完全無法預知的,再加上決策者自身也存在知識和計算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因此,決策者往往需要在缺乏完全信息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其次,完全理性要求決策者在所有可能的決策中進行選擇,但實際的情況是,決策者不可能具有完全的知識,因而不可能在全部選擇中進行選擇;最后決策者面對的環境因素也是隨時變化的,在全球化進程加快的今天這一點更加明顯,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因而在這個前提下,人類制定的各種政策只能是符合滿意化原則的政策,而不可能是最優化的政策。
       由于科技事業目前已成為各個國家最重要的社會建制之一,在大科學時代的背景下,任何科技政策的制定都必須考慮到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只有在這種思路下,我們才能制定出基本符合一個國家實際的令人滿意的政策,可以說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成為政策制定的基本前提條件,如果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科技政策的制定將是盲目的。 
       任何一個人或團體在制定政策時都有一個潛在的夢想,那就是使這個政策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對無限空間的占有的訴求,另一方面,又渴望這個政策像自然規律一樣具有永恒性,其實這也是人類理性的一種顯現。但是,我們知道任何政策都是針對一個或數個特定問題而提出來的,這就暗示了任何政策都有空間和時間方面的硬性約束。由于任何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配置科技資源的一種手段,它的主要功能體現在合理分配資金、引導與規范科技正常運行的功能(通過正面的鼓勵與支持引導科技事業實現國家的目標與戰略,同時通過強制性的反面禁止的方式抑制某些科技行為的發生與發展),借此實現國家的意志。正因為科技政策的這種屬性,暗含了科技政策在空間上對制定者的約束,換言之,任何科技政策發生作用的范圍是有限度的,即只有在一定范圍內科技政策才能發生作用。因為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特定國情與目標,即使全球化已經很廣泛的情況下,這種硬性的約束也不會完全消失,因而制定大而全的科技政策只能是人類理性的一種理想。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后發展國家如何制定正確的科技政策,意義事關重大,鑒于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認為在政策制定方面,不宜過早提倡完全采取全球化的策略,因為在當前這種語境下,中國還是一個弱勢的國家,采用盲目的跟隨的策略將導致我國脆弱的科技體制出現危機,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們的政策空間仍然主要集中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限度內(對于有些學者極力提倡的全球化,我們認為對于中國而言還為時尚早,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付出的成本將大于我們冒險跟進的收益,不過及早了解全球化的游戲規則則是必要的)。但是,即便在有限的空間內,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我們也不能制定出最優的政策,只能是相對滿意的政策。需要提及的是這里的政策空間是一種相互交叉的空間,而不是重疊的空間,舉例來說,制定自然科學的政策與制定社會科學的政策的效用空間就是交叉的,而不是重疊的,也就是說,這種空間針對的目標群體是不同的,這種區別導致政策空間的交叉形態。
        對于制定政策來說,它的第二種約束是指時間的約束,即任何政策都有時效性。因而,永恒不變的政策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我們制定的科技政策主要是針對當下的科技發展狀況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提到的政策要有很好的前瞻性只能是一種理想,一種基于人類理性的理想。因為現實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任何精確的預言與計劃都只能是一種善意的猜測,在信息社會科技發展的實際狀況更是印證了這種觀點,這就要求我們時刻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及時調整政策并在必要時果斷終止已經失靈的政策,只有及時地終止那些已經與環境不相符合的失靈政策,才能真正開始政策的評估工作,進而發現人類理性的有限性的問題。眾所周知,美國二戰后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基于二戰后期(1945年7月5日)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提交給總統杜魯門的著名報告:《科學:永無止境的邊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為藍圖制定的,可以說這份報告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智力,由五十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它的確極大地促進了戰后美國科學的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的變化,政策本身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批評的意見也逐漸得到了人們的普遍重視。在這份報告發表五十周年之際,政策專家巴菲爾德(Claude E.Barfield.)把人們對這份報告的反思與意見以書的形式匯編起來,正如巴菲爾德在書中指出的那樣:“杜魯門的最親密顧問、預算總監,史密斯(Harold Smith)曾對該報告嘲諷地說:該報告的標題應該改為:‘科學,永無止境的支出’?!盵5]因為,布什對科學研究結構的劃分、對基礎研究的偏重、以及典型的線性的科學發展觀等,與科技發展的實際狀況已經不相符合,因而再用這種戰略和政策指導科技的發展顯然不太適合??梢娋褪沁@樣一份杰出的科技發展戰略也有強烈的時間約束,更何況一般的科技政策呢?聯系到我們的實際情況,不難發現,在我們國家有許多已經不能發揮正面作用的科技政策仍然大量存在,這不但浪費了許多寶貴的資源,而且還經常成為科技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以至于在這些失靈政策背后隱藏的理性的局限性被各種眼前的利益關系遮蔽了。對此,美國政策專家托馬斯?戴伊(Thomas R?Dye)指出,造成政策失靈難以終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政府通常追求相互不一致的目標去滿足各種各樣的群體,總體上說計劃和評估能夠揭示公共政策中的不一致,促使其去重新考慮根本的社會目標。然而在公共計劃的目標上缺乏一致意見,而政策評估研究能引起一大堆政治矛盾,因而政府機構通常選擇避免矛盾,于是也就避免進行能引出如此多麻煩的研究;2.許多計劃和政策首先具有的是一種象征價值,它們實際上并不改變目標群體的狀況,只不過是這些群體感覺到政府在‘關心’它們。因而,政府機構不歡迎那些揭示它的努力沒有效果的研究,因為這種泄露等于告訴目標群體政策的無用,進而可能降低政策的象征價值;3.政府機構已經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證明’政策的積極影響,管理者也認為對政策影響的評估就是企圖限制或摧毀政策或懷疑管理者的能力;4.政府機構通常已經在當前的政策中進行了大量的投入——組織的、財政的、物質的、心理的等,從這種意義上說,政府傾向于反對發現這些政策不工作的狀態等?!盵6]從戴伊對政府有意無意阻撓對政策進行評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人類理性的局限性。換言之,政策的時效性永遠是對人類有限理性的硬性制約,從這點也不難推斷出:現代科技政策的壽命周期比小科學時代是大大縮短了,只有認識到這點才能更好地發揮科技政策對科技資源進行正確配置的時效功能。

        三 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個體有理性與整體無理性的悖論
        現代科技政策的制定從總體上看是人類運用理性的結果,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面臨一個更為復雜的困境,即個人的有理性以及社會整體的無理性的矛盾,亦即任何個人著手制定政策都本著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由于整個社會是由無數的個人組成的,而這些分散的個人的偏好又不一致,這樣就導致了個人的有理性與整體的無理性的困境。鑒于全體一致同意原則在實踐中的高額成本,在實際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們采用代議制的組織形式,這樣就可以避免高額的政策制定成本,但是這時矛盾又轉化為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奕行為,因為任何利益集團都代表了一群偏好相近的人群在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利益分配問題,通常的做法是在代議制的組織形式中,我們采用多數決定的原則來決定一項科技政策的取舍,但是這里存在一個棘手的問題是,也許這種多數只是微弱的多數,比如51%對49%,我們能說后者的選擇中就一定是缺少理性的嗎?顯然不能,因為代議制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人們決策時減少決策成本、以及最大限度滿足帕累托最優的一種選擇而已,因而如何照顧到少數人的利益不被侵犯,也是尊重人類理性的一種表現,更何況科技政策本身已經暗含了對科技資源的分配。鑒于此,我們認為采取政策制定主體的多元化是目前解決理性悖論的一種可選的措施。因為,只有主體的多元化才能使個人與整體之間的理性不對稱的矛盾得以化解,同時還能克服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剝奪。這樣,政策的制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公平,也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科技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再者,只有制定主體的多元化才能克服一些科技精英在政策制定中的利用權威資源、組織資源發生的影響作用(由于中國是一個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國家,比如說北京、上海兩地的院士數量已經接近占院士總數的一半,而他們又大多工作于有影響的組織中,如各種科研院所、重點大學等,可想而知,其它許多地區在科技政策制定的影響力方面處于何等的劣勢),因為,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與均衡的結果,如果存在多元的利益集團,那么為了最終達成一項政策,就需要多方的妥協與讓步,這樣的政策也就更能體現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尤其是我國這樣的一個科技文化發展水平還不是很高的國家,科技政策對科技發展的導向作用就更是明顯,因而一個反映多種利益群體在政策制定中具有同等權重的政策對科技發展的重要作用就不用贅述了,因為這多種多元化反映了個人到整體之間的多種偏好。這里需要提及的是傳統政策制定中的一個死角,即經過多數決定的政策,往往體現了一種很弱的偏好強度,而被否決的少數卻體現了一種強烈的偏好,那么這種經過多數決定的政策是否能夠產生足夠大的激勵機制與導向作用,這一點頗值得懷疑。美國政治學家達爾就曾深刻地指出:“如果涉及一項集體性決策,有人要求投票表決,那么是否有可能構建一些規則,以便使一個僅略微偏好其備選方案的冷漠的多數,不能藐視一個強烈偏好其備選方案的少數呢?”[7]因而如何測度各制定主體的偏好強度的大小也就成為衡量一項政策的績效的無形標準,而這些正是目前科技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薄弱環節。

          四 針對有限理性的科技政策制定的路徑選擇問題
         上面我們詳細地分析了在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以及制定政策時面臨的問題與困境,結合我國的實際,如何克服與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重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國家的總體戰略安排又能合理配置科技資源的高質量的科技政策。
首先,從思想深處要正確認識到人類理性的局限性,徹底反思當前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傾向,即理性的建構主義的主張,堅決清除對理性的無原則的崇拜。的確,我們不能放棄理性,但是要考慮到它的局限性,只有這樣我們才是真正在尊重人類的理性,因為哈耶克早已證明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種自生自發的擴展秩序的結果,而不是人類主動設計的結果。這就要求我們在承認理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時,也要給予非理性的因素以合理的存在權利,因為直覺、判斷、靈感等非理性因素在人類的發展中起過非常巨大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性與非理性的共存與協調發展,是我們今后制定科技政策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其次,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再加上當前科學發展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保持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因為只有開放的公共領域的存在,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分散在無數人頭腦中的知識挖掘出來,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任何單個人或團體制定政策時存在的理性缺陷與不足。同時,開放的公共領域的存在還能從根本上滿足政策本身對人類理性的約束,因為任何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都要求信息的公開,這在中國已經成為政策制定過程中最大的人為障礙,及時、準確、真實的信息的獲得往往成為了一種特權的象征,在缺少足夠信息的情況下,很難制定出高質量的、符合實際的政策,而且還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在這點上,相信全球化有利于打破這種信息的嚴重不對稱(以互聯網為代表)。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的存在也是人類檢驗理性的最好場所,以及進行政策評估的必要場域。
        最后,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要保持利益團體的多元化。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個人有理性與整體無理性之間的矛盾,換言之也才能從制度上保證少數人不被多數人剝奪。因為在個人的有理性與社會整體的無理性之間的矛盾,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無法消除,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倡導一種公共理性,才能為制定正確的政策提供一種智力氛圍。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指出的那樣:“公民致力于公共理性的情況是這樣的:當他或她在自己真誠地認為關于正義的最合理政治概念框架中進行協商對話,他或她就承諾了公共理性。而對于其他自由與平等的公民而言,這種政治概念所表達的政治價值也是可以合理地預期他們能夠理智地接受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守一定的原則和方針,并以這種方式滿足上述標準?!盵8]由此,可以得出羅爾斯關于公共理性的內在要求:即公共理性的內涵是由一組有關正義的政治概念所賦予的,而不是通過某種單一政治概念獲得。需要說明的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公共理性的運用并不只局限于制定者、執行者與監督者這三個層面,而是存在于整個公共領域以及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用公共理性來彌補單純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在理性上的矛盾,同時又能使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效率與公平的原則。

       五 結 語
       綜上所述,我們詳細分析了在當前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存在的嚴重的唯理性主義的價值取向,即認為只要經過人類理性的縝密思考,以及利用現代的分析技術就能制定出正確科技政策的幻象,而不去思考這種信念的基礎的可靠性,導致現代政策制定中出現了嚴重的科學主義化的傾向(實踐證明,有很多失靈的政策大都是盲目依賴理性的產物)。對此,我們分析了人類理性存在的諸多缺失與局限,以及在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危害。鑒于此,本文就政策制定中的人類理性問題提出了一些嘗試性的解決策略,借此希望重新認識理性的作用。
從一定意義上講,在這個時代科技政策已經成為科技發展的最大外生變量,因而對政策制定的基礎——理性的考察,就具有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意義,尤其是在我國科學主義已經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今天,反思人類理性的作用就具有了多方面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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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omas R. 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M].Prentice-Hall,Inc.8th ed.1995.330-331.
[7]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M].顧昕、朱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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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 俠(1967-),男,遼寧省遼陽人,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后,研究方向:科技哲學與STS。
    
  注:本文已經在《科學學研究》2003(增刊)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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